中央與地方政府分權給予了地方政府更多的經濟自主權，通過影響地方政府行為、物質資本供給、人力資本供給、技術水平進步及公共產品服務對地區經濟增長具有一定的正向促進作用。本文基于地方分權視角，利用我國2000-2020年30個省市的面板數據，構建空間計量模型，采取空間計量模型偏微分方法探究中國區域經濟增長的空間分異的影響因素，結果表明：我國30個省市的經濟增長呈現明顯的正空間自相關性；地方分權程度、技術水平、城鎮化水平提升能夠產生明顯的空間溢出效應，不僅能夠促進本地經濟增長，同時能夠帶動周圍地區經濟增長。產業結構水平提升則在促進本地經濟增長的基礎上，對周圍地區經濟增長產生抑制效應，但抑制效應并不明顯；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能夠促進本地經濟增長，對周圍地區經濟增長也會產生溢出效應，但溢出效應并不明顯。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40年的高速增長離不開經濟體制的不斷改革，財政體制改革也在逐步推進和完善。從改革開放初期的統收統支制，到分灶吃飯制，再到分稅制，中央政府下放給地方政府的財政權力不斷擴大，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我國地方經濟增長[1]。關于地方分權與經濟增長的問題，國內外學者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國外學者Blchliger H和 B gert對美國中央政府與各州政府的分權與經濟增長的關聯性進行實證分析，他認為美國中央政府與各州政府之間的分權，給予了地方政府更多的自主權，進而促進了各州經濟發展[2]。Liu Y對歐洲各國的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分權和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地方分權促進了地區經濟增長[3]。我國學者林毅夫、劉志強以我國28個省市1978-2000年的數據，構建面板數據模型探究地方分權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結果發現地方分權能夠有效促進地區經濟增長[4]。彭艷芳認為使用單一指標衡量地方分權并不合理，不能全面、準確的衡量地方分權，他構建了“地方稅收收入自給率”作為地方分權的綜合衡量指標，隨后利用2006-2012年面板數據探究地方分權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結果顯示地方稅收收入自給率與經濟增長之間為明顯的正相關關系，因此他認為地方分權與經濟增長之間為正相關關系[5]。洪正,胡勇鋒基于時間序列數據，通過構建VAR模型對地方分權如何影響經濟增長進行了探究，結果表明，財政分權有效促進了地方經濟發展[6]。孫英杰，林春提出了中央與地方分權度指數的合成方法，并構建了動態面板模型進行回歸，發現地方分權與經濟增長并不是呈簡單的線性關系，地方分權度存在最優值，此數值下其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最大[7]。應當注意到，區域經濟發展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既涉及到時間維度上經濟增長的前后聯動性，又包括不同區域以及區域內部不同地區之間所表現出來的相互影響。因此，在研究區域經濟增長時，需要立足于系統工程的視角，從時間和空間兩個更為全面的維度出發，才能理清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現狀與差異，探究清楚我國財政分權對區域增長的系統性影響。然而，已有研究多為普通面板的實證分析，忽視了經濟增長的空間關聯性，本文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改進研究，具有一定的創新性。

第一是地方分權對地方政府行為的影響。中央與地方分權程度提升，使得地方政府具有更高的經濟自主權，這有利于地方政府基于地區比較優勢，相機采取策略，實行更有利于本地經濟發展的策略。同時，隨著地方政府自主權利的擴大，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必然增大，從而提升了地方政府的行為效率，進而促進經濟增長。第二是地方分權對物質資本供給的影響。地方分權最主要的是財政分權，給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財政分權，能夠有效的提升地方政府財政收入[8]。通過財政收入水平的提升，能夠幫助地方政府投入更多的物質資本，改善地區的經濟發展環境。同時，分權還帶來了地方政府之間通過稅率、利率、產業政策等競爭爭奪有限的經濟資源，這有利于優化地區的企業經營環境，促進資本等生產要素在不同地區之間的流動，影響物質資本供給。第三是地方分權對人力資本供給的影響。地方分權不僅給予地方政府制定人才引進政策的自主權，財政收入提升還能促使地方政府有更多的財力投入到本地教育領域，改善教學環境，提升教師水平。同時，不同地區之間的教育資源、教育群體存在一定客觀差異，教育領域權利擴大，有利于讓地方政府在招生、辦學上相機決策，因地制宜地實施與本地區實際環境更加契合的教育政策，提高教育公共品的供給質量，進而更有利于提升地區人力資本水平，促進經濟增長。第四是地方分權對技術水平進行的影響[9]。由于科技支出所產生的經濟效果具有時滯性和不確定性，地方政府增加科技支出的動力較弱。而以財政分權為重點的地方分權提升了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水平，可以激勵地方政府增加財政支出在技術研發方面的投入力度，進而提升地區的研發水平。同時，分權后地方自主權利的增大有利于發揮地方政府的能動性，調整產業發展規劃，重點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進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第五是地方分權對公共產品服務的影響。地方分權能夠增加地方政府財政收入，通過財政收入的提升能夠讓地方政府有更多的資金能夠投入到交通、醫療、衛生等領域，為地區提供更多的優質的公共產品，從而改善地區的基礎設施水平，提升經濟發展水平。

本文基于地方分權視角探究中國區域經濟增長的空間分異影響因素，因此本文將地區經濟增長作為被解釋變量，使用年度地區生產總值增加總額衡量。為消除通貨膨脹對地區生產總值的影響，本文使用GDP平減指數以2000年為基期對各地區生產總值進行貼現后，計算地區生產總值增加總額，使用gdp表示。基于地方分權的概念，參考已有研究選擇解釋變量。地方分權最主要的是中央和地方的財政分權，因此將財政分權作為核心解釋變量。當前并沒有統一的指標對財政分權程度進行度量，而本文的研究對象主要為北京、上海、河北等30個省市（西藏、香港、澳門、臺灣數據缺失，以下簡稱30個省市），對財政分權程度的測算應該是省級政府與中央政府之間的財政分權程度，參考孫萌等的做法，使用省級人均財政收入除以中央人均財政收入與省級人均財政收入之和的比重度量中央政府與省級政府之間的財政分權程度（以下簡稱財政分權），使用gov表示[11]。經濟增長的空間異質性并不僅僅因為地方分權，與其產業結構水平、技術水平、人力資本水平、城鎮化水平也有較大的關聯性，因此本文將這些變量作為解釋變量。產業結構水平主要是指地區第三產業發展水平，通過地區第三產業GDP與地區總GDP的比重來衡量，用ds表示。技術水平較高可以加速地區產業結構轉型，推動地區高新技術發展，使用地區年度研發投資總額與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衡量，使用rd表示。人力資本水平反映了地區勞動力素質的高低，人才是地區經濟發展的最重要動力，使用地區本科及以上受教育人口與常住總人口比重衡量[12]，使用peo表示。城鎮化水平與地區經濟增長息息相關，使用地區城鎮常住人口總量與地區常住人口總量的比重衡量，使用city表示。2000-2020年的數據均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缺失數據使用Eviews10進行了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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